作者简介： 史少博,女,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摘要：朱熹强调后天道德修养的重要性，也认为“气禀”决定“人之初”的先天“道德”差异性，认为“人之初”人的秉性之差异，就是因为所禀之“气”的昏、明、厚、薄之别而造成。朱熹认为“人之初”所禀的“五行”之“气”与人的“仁”“义”“礼”“智”“信”也有密切关系，论证了“人之初”道德具有先验性。朱熹认为“气禀”浊偏成为恶之根源，主要是因为昏浊之气造成对本性的隔蔽，从而影响了人的善的本质在某些方面的表现。我们反对“命定论”、反对“宿命论”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每个人都存在着个性的不同、天生秉性的差异，我们汲取朱熹理论中的合理因素，针对每个人的个性差异，秉性特点，因人而异采取不同的道德教育的方式，力图取得更好的、更有效地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。朱熹“人之初”“道德”差异性决定了道德教育的方式的因人而异，从而启迪我们针对不同的人，要采取不同的道德教育方法。
关键词：朱熹，气禀，道德
基金：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“日本近代公德流变探究”(项目编号:19XZX007)的阶段性成果。
发表于《社科纵横》2020年05期
南宋著名哲学家朱熹（1130-1200），在（《朱子语类》中这样描述“道德”:“道者，人之所共由，如臣之忠，子之孝，只是统举理而言。德者，己之所独得，如能忠，能孝，则是就做处言也。依仁，则又所行处每事不违於仁。”[1]朱熹认为“道者，人之所共由”，“只是统举理而言”，这里的"理"即朱熹理论中至高无上的“本体”，也蕴含“规则”、“规范”、“普遍的法则”之意。“德者，己之所独得”，“德”得也，是得之于心的内在品质。“道”即“当为之理”，“德”即“是行其道而有得於心”。也就是说，“道”是应该遵循的规则、法则，“德”是按照应当遵守的规范，而发自内心地去践行。朱熹认为“气禀”决定“人之初”的先天“道德”差异性，认为“人之初”所禀“五行”之“气”与人的“仁”“义”“礼”“智”“信”有密切关系。下面具体分析。
一、朱熹 “气禀”与“人之初”的“道德”差异性
“气禀”也称为“禀气”， 王充《论衡·命义》中认为“人禀气而生”，韩非、王充认为人的命运是“气禀”所决定，认为人的出生，其一，在母亲受胎时“禀”了父母之“气”，其二，人出生的时候又“禀”了自然“五行”之气。朱熹认为人与物“气禀”不同，人与人“气禀”也不同。
朱熹认为“人之初”潜在的道德秉性与“气禀”有关。朱熹认为人之“气禀”多种多样，各有不同，“气禀”有“清”“浊”“昏”“明”之差异。朱熹在（《朱子语类》中曰“然就人之所禀而言，又有昏明清浊之异。故上知生知之资，是气清明纯粹，而无一毫昏浊，所以生知安行，不待学而能，如尧舜是也。其次则亚於生知，必学而后知，必行而后至。又其次者，资禀既偏，又有所蔽，须是痛加工夫……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，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。 ……然而有生下来善底，有生下来便恶底，此是气禀不同。且如天地之运，万端而无穷，其可见者，日月清明气候和正之时，人生而禀此气，则为清明浑厚之气，须做个好人；若是日月昏暗，寒暑反常，皆是天地之戾气，人若禀此气，则为不好底人，……如气禀偏於刚，则一向刚暴；偏於柔，则一向柔弱之类。人一向推托道气禀不好，不向前，又不得；一向不察气禀之害，只昏昏地去，又不得。须知气禀之害，要力去用功克治。”[2]朱熹认为禀的“清”“明”之“气”，“人之初”即生下来便是“善”的；而禀得“浊”“昏”之“气”，“人之初”即生下来就是便是“恶”的，人之所以有善人也有不善之人，只是因为所禀之“气”的清浊不同，正如朱熹所言：“禀气之清者，为圣为贤，如宝珠在清冷水中；禀气之浊者，为愚为不肖。”[3]朱熹再三强调人出生的时候就存在秉性的差异、人品的不同，都是与出生前禀得父母之“气”、“禀”出生时刻自然之“气”有关，“若人品之不同，固是气有昏明厚薄之异。”[4]人的品质差异，就是因为禀气的昏、明、厚、薄之别所造成。朱熹反复强调每个人出生的时候，就存在天生的人品之差异，例如有的人天生就温和、憨厚，有的人天生就恶性多一些，为奸诈、为“不肖”。由于每个人的“禀气”不同，而决定了每个人先天性的道德品质之差异。
朱熹曾作《论语集注》，而《论语》中就有：“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学而知之者次也；困而学之又其次也。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。”可见《论语》把人分为四等，朱熹依据《论语》，根据“人之初”禀气的不同，也把人分作四等。朱熹指出：“其所以有是是四等者何也？曰：人之生也，气质之禀清明纯粹，绝无渣滓，则于天地之性无所间隔，而凡义理之当然，有不待学而了然于胸中者，所谓生而知之，圣人也；其不及此者，则以昏明、清浊、正偏、纯驳之多少胜负为差，其可得于清明纯粹，而不能无少者，则虽未免乎小有间隔，而其间易达其碍易通，故于其所未通者必知学以通之，而其学也则亦无不达矣，所谓学而知之，大贤矣；或得于昏浊偏驳之多，而不能无少清明纯粹者，则必其窒塞不通，然后知学其学，又未必不通也，所谓困而学之，众人也；至于昏浊偏驳又甚，而无复少有清明纯粹之气，则虽有不通而懵然莫觉，以为当然，终不知学以求其通也，此则下民而已矣。"[5]朱熹把人分为四个等级，第一等级是“圣人”，第二等级是“大贤人”，第三等级是“众人”，第四等级是“下民”。朱熹把人分为四个等级的依据，就是这四个等级的人，“人之初”所禀之“气”不同。第一等级的“圣人”禀得之“气”清明、纯粹无杂质、生而知之；第二等级之“大贤人”，“人之初”禀得之“气”虽然清明但多少带有“渣滓”，可以学而知之通其障碍；第三等级之“众人”，禀得之“气”少清明而多昏浊，但能困而学之，力图通其“窒塞”；第四等级之“下民”，禀得之“气”“昏浊偏驳又甚”，而又不知道学习、也不“求其通也”。朱熹反复地从不同角度论证“人之初”禀得之“气”不同，而决定了人的等级不同、秉性不同，表明人的差异性，也反复论证了“人之初”禀得“气”不同而造成的人的道德先在性的不同。正如陈来先生分析：“朱熹认为气禀是造成人的恶的品质根据，‘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，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。’（《语录》卷四，金去伪录）。至于气禀对人之品质的影响的具体方式，朱熹有不同的说法。……朱熹更多地认为，对于人类而言，气禀之成为恶之根源主要是起于昏浊造成对本性的隔蔽，从而影响了人的善的本质在某些方面的表现。”[6]